基础研究空间网络关联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我国31个省区市2009—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样本,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建省区市之间的基础研究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分析我国省区市之间基础研究的空间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网络整体的空间关联性逐步增强,网络效率呈现出平缓的下降趋势;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并未利用自身的优势对其他地区产生推动作用。基础科研空间关联网络划分为双向溢出、经纪人、净溢出和净受益4个板块,板块内部的联系要大于板块之间的联系。地理位置临近、申请机构数量、科研人员、正副高职数量对基础科研的空间关联结构有显著性影响。     

开放性社会学习者模型实证研究

为帮助学习者准确了解自己和其同伴在学习过程中进展,并引发学习者元认知和社会比较学习体验,笔者运用社会比较理论,设计并开发了基于表格的开放性社会学习者模型TableOSLM,其采用表格可视化形式呈现学习者本人、组和学习同伴的学习进展,在实证研究方面,通过问卷调查、实验研究法和面对面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评价结果表明:TableOSLM能引发学习者在学习规划和自我反思两个维度上的元认知学习体验和在比较方式和自我完善两个维度上的社会比较学习体验;学习者对TableOSLM在有用性、易用性和满意度3个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认可度.     

社会责任影响下研发创新与医药供应链协调决策

基于医药制造商和医疗机构同时关注消费者剩余视角，把研发创新和医保支付作为影响消费者效用的内生因素，刻画不同决策模型中社会责任对均衡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医药供应链整体，还是医药制造商单独关注社会责任，都有利于提升研发创新能力；在非合作决策下，医药制造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有效地控制药品批发和零售价格，增加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提升消费者剩余价值，但是会削弱自身盈利能力。然而，在供应链整体社会责任增强时，医药制造商分担的社会责任程度在阈值内增加则有利于医药制造商实现价值的增值；“政府补贴+协同创新+集采低价”组合契约协调策略优化了医药供应链，能有效激发研发创新的动力，增加整体社会福利。     

民族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研究

围绕工商管理专业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高素质管理人才的目标,分析当前实践教学中的误区,通过构建全社会参与的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实践教学社会网络,建立贯穿大学四年学习全周期的五大实践教学培养体系,对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进行基础素养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实践能力培养,探索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模式和体系。     

基于SEM的高校体育教育学生满意度研究

借助"顾客满意度"理论,构建高校体育教育学生满意度测量量表.运用因子分析理论,对"感知质量"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运用参数检验的方法对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性做对比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高校体育教育学生满意度模型中的5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高校体育教育服务感知质量包括"体育硬件感知""体育教学感知"和"课外体育感知"3个维度;各变量的均值及差异性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学生对高校体育教育的"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和"总体满意度"评分偏低,男生评分低于女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体育硬件"对"总体满意度"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体育教学"通过中介变量"感知价值"对"总体满意度"有间接的影响.     

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工具 分类及优化路径--基于2010—2019年国家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政府应采取有效的政策工具加以推进。基于政策工具分类视角,将我国国家层面颁布的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划分为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3类政策工具。通过对2010—2019年69份313条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可视化展示3类政策工具占比情况。结果显示:供给面政策工具占据主导地位,需求面政策工具功能彰显,环境面政策工具作用稳定,但也存在供给面政策工具投入长、压力大,需求面政策工具引导多、示范少,环境面政策工具执行力不足、落地难等问题。“十四五”时期,需要以精准改革为核心完善供给面政策工具,借助其示范性引领作用促进产教双方深度融合,打破组织性壁垒,加大环境面政策执行力度。     

社交网络下基于个体技能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

针对社交网络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包括分配机制与支付机制的人力资源配置拍卖方案.在这个方案中,雇主首先向社交网络提交其技能请求及报价;接着,社交网络分别利用人力资源配置拍卖方案中的分配机制和支付机制决定赢者及其支付费用.此外,本文从理论上证明了提出的机制同时满足个体理性、预算平衡、激励相容等良好的经济属性.最后,大量的模拟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人力资源配置方案可行有效,其具备良好的分配有效性以及较低的计算复杂性.     

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 长时段历史考察

中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并非新近的事情。从长时段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探索甚至渊源于150年前的近代转型传统。与主张“君子不器”的传统高等教育不同,近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高等教育自引入中国之日起,就一直肩负着国家层面赋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任务,甚至并未因社会制度变革而中断。晚清时期,朝廷与精英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了一批具有专科性质的学堂;南京国民政府基于毕业生失业严重以及“高等教育破产”的争议,着眼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基于“专门人才”急需而实施院系调整与专业细分;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就业制度市场化变革与高等教育分类发展需要而作出院校转型的决策部署。这些政策及措施意味着高等教育承载着国家(政府)的意志和期待、民族(社会)的渴望和要求。在中国高等教育后续发展中,应注意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问题,努力在创新知识生产模式中推动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新形势下科技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应有新变化

 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近几年间，国际关系的动荡对中国的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警示和要求。放眼未来，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中国的科技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应有新变化：应服务于建立更为完善和独立的科学教育体系，在部分顶尖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致力于打造国际化、全英文的教学科研环境，形成支持中国科学家更多参与国际科学交流活动的体制机制。相信这些提升中国科研“软实力”的举措会对中国科技领域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持。